民族教育发展滞后，差距拉大状况堪忧——我省民族教育问题探析及对策思考省民委语文教育处教育是希望所在，民生之本。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必须确立教育先行的战略定位。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政调研】省民委关于省民族教育问题探析及对策思考精品（全文）,供大家参考。
民族教育发展滞后，差距拉大状况堪忧
——我省民族教育问题探析及对策思考
省民委语文教育处
教育是希望所在，民生之本。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必须确立教育先行的战略定位。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民族地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发挥民族教育的基础性、关键性支撑功能，是我们应深度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这样的认识，近期，省民委牵头成立调研组，在省人大民侨外委、省政协民宗委、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就民族教育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力求通过一些调查分析，提出关于我省民族教育的对策建议。
一、我省民族教育长足发展，但是整体水平仍然偏低，发展滞后的状况引人担忧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经费投入、师资配备、招生录取、助学救困等方面，对民族教育给予了重点支持倾斜，使我省民族教育事业呈现出基础教育稳步发展，各类教育同步推进的良好态势。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民族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仍然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特别是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大，并呈现出越拉越大的趋势。2011年，我省民族地区小学入学率、小学升初中率、初中升高中率、初中升中等职业学校率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48、5.73、8.95、10.23个百分点，比长株潭地区分别低0.6、5.14、24.13、19.99个百分点。跟2007年相比，全省民族地区小学入学率、小学升初中率、初中升高中率与长株潭地区的差距分别扩大0.09、1.8、0.88个百分点。另据我省教科院发展研究所评价分析，湘西州、怀化、张家界、邵阳、永州等民族地区的教育普及水平指数、教育发展均衡与协调性指数、师资队伍水平指数、合格中小学校比例指数均处于全省垫底位置，民族教育整体落后的状况堪忧。具体表现在：
（一）办学基础十分薄弱。民族地区办学条件普遍较差。到“十一五”期末，24个民族县（市、区）尚有校舍危房54.6万平方米，占校舍总面积的9.52%，占全省校舍危房总面积的21.7%。一些边远山区、高寒山区还大量存在“三无”学校（无食堂、无宿舍、无厕所），如湘西自治州共有631所学校无食堂和宿舍，148所学校无厕所，办学条件十分简陋，达不到基本办学要求。民族地区教学配套设施也严重不足，且品种单一，陈旧老化，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及生均图书均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小学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196.6元，比全省低45元，比全国低162元；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456.5元，比全省低127元，比全国低86元。除极少数重点高中和中职外，绝大部分中小学校无现代化教学装备。更为严重的是，民族地区还有一批农村教学点的教学设施几乎为零，教学方式传统原始，在极低水平下维持。如永州市金洞管理区晒北滩瑶族乡中心小学的三个教学点，除了一张讲台、几只粉笔，无任何其他教学设备，其中两个教学点分别在村委会和租借的民房内办学。
（二）发展布局不够合理。一是学校分布不合理。实施撤点并校工作以来，我省民族地区农村学校被大量撤并，学校平均服务半径大幅提高。由于撤并过度，乡村学校锐减，学校分布失衡，一方面造成城镇学校学位紧张，大班额现象突出，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给边远山区的学生上学增加了一定困难，挫伤了一部分学生上学的积极性。如永顺县小溪乡仅保留一所中心完小，因大部分行政村不通公路，学生上学最远得走25公里山路，近年来的辍学率年均超过3%，即使条件较好的吉首市，初中辍学率也在5%以上，最高一年竟达7.1%，超出国家限定标准的三倍。二是资源配置不合理。从表面上看，民族地区生师比与全省平均水平接近，但是教师配置极不平衡，条件较好的城镇学校教师严重超编，而条件较差的边远乡村，教师极度缺乏。据调查，民族地区2055个教学点中，一点一教师的有874个，一点两教师的有856个。一些边远乡村，一个老师同时教几门课程、教多个年级的现象普遍存在，教非所学的比例达到30%。同时，经费资源分配也不平衡，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125人，全省为324.4人），学校点多线长，学校规模小，按照学生数支付的生均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仅为长沙的52.8%、59.2%、53.6%，加上一些生均经费被大批编外聘用教师工资挤占，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实际用于教学的办公经费更少。三是教育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低，普职结构严重失衡。2012年，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83.73%,而民族地区24个县市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68.76%，相差14.97个百分点；每万人口高中阶段在校生全省为246人，民族地区为215人，相差31人；高中阶段在校生普职比全省为58.3︰41.7，民族地区为63.34︰36.66,与全省相差10个百分点。同时，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少，招生规模小，投入力度、办学条件与师资水平均落后于发达地区，由高等教育发展滞后所产生的短板效应，进一步拉大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教育发展的差距。
（三）教师结构矛盾突出。一是学历层次低。据省委组织部2012年对我省武陵山片区农村教育卫生人才状况的调查统计（全省24个民族县中有22个位于武陵山片区），片区高中教师中具有本科学历的，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3个百分点，初中教师中具有本科学历的，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2个百分点；小学教师中具有专科学历的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特别是农村，有近40%的初高中教师学历在专科以下，初中教师学历在高中以下的还有2127人，小学教师学历在高中以下的多达18608人。二是专任教师缺。按小学12门课程计算，民族地区农村小学（含教学点）不足12名专任教师的学校有2329所，占农村学校总数的80.8%，专任教师不足5人的学校（教学点）有2048所，占71.1%，有1249所学校（教学点）仅有1名专任教师。在2882所农村小学（教学点）中，有2444所学校无英语教师，2444所学校无体育教师，2539所学校无科学（自然）教师， 2546所学校无音乐教师，2572所学校无美术课教师，2595所学校无信息技术课教师。三是大龄教师多。民族地区很多教师是上世纪80、90年代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教师队伍年龄严重老化。如邵阳市绥宁县，目前共有在编在岗教师2946人（不含局二级机构、民办学校和幼儿教师），年龄超过50岁的有940人（其中高中学校54人，初中学校170人，小学716人），占整个教师队伍的32%；尤其是小学，在编1684人，50岁以上教师有716人，占小学教师的42.5%，各村小、片小教师中90%在50岁以上，“爷爷奶奶教小学”的现象十分突出。四是骨干教师少。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难以留住优秀人才，骨干教师流失严重，教学水平整体偏低。据调查，2010年以来，民族地区骨干教师流失量，每年保持在900人以上，每县每年平均调出中高级优秀教师38名。2008年—2012年，仅永顺县就流失骨干教师212名。由于优秀师资大量流失，民族地区的师资矛盾不断加剧，一些学生和家长对本地教育逐步丧失信心，导致优秀生源大量外流。
（四）教育质量明显偏低。在义务教育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入学率和义务教育巩固率偏低，控辍保学难度大，办学质量较差。据我省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质量监测显示，民族地区30%左右的学生达不到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大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普通高中教育方面，民族地区高中办学目标单一，多样化和特色化不足，很多学校的素质教育流于形式，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较弱，学业成绩相对较差。2013年高考结果显示，在现行高校招生民族优惠降分政策的照顾下，虽然民族地区高考录取率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是，一本考分上线率11.15 %，比全省低0.99个百分点，二本考分上线率31.58%，比全省低2.67个百分点；中等职业教育方面，民族地区中等职业学校规模小，设施不完善，“双师型”教师比例低，仅为17.77%，比全省低9.51个百分点，且专业设置不合理，职业技能训练薄弱，招生、就业均比较困难。普通高等教育方面，研究生招生人数较少，学术研究成果不多，课程与教学改革滞后，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不够，高品质岗位的就业率相对较低，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矛盾突出。
二、多层因素重叠交叉，构成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先天不足是民族教育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
受历史、文化、地域、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交叉影响，多因一果，造成民族教育先天不足，发展滞后。经调查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教育保障能力弱。民族地区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小，财政收入少，在基础教育以县为主投入的体制框架下，难以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2012年，我省民族自治地方15个县市人均GDP只有18553元，占全省人均GDP 33480元的55.4%，占全国人均GDP 38354元的48.4%；人均财政收入（含上级转移支付）只有1384元，占全省人均财政收入的4058元的34.1%，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8555元的16.2%。民族地区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80%以上的财政支出依靠上级转移支付，使得民族地区对于教育资金的分配调控能力很弱。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国家规定的教育事业费支出比例，即使勉强达到，由于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基数小，按照GDP的4%或财政收入的20%来算，民族地区的教育支出仍然大幅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2年，民族地区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小学2873元、初中4189元、高中3101元，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少140元、743元、338元。
（二）工作条件差、待遇低，对教育人才的吸引力不够。一些农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2007年以来，尽管各地启动了农村教师公转房建设，但是，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资金缺口太大，目前民族地区农村竣工和启用的公转房仅能满足整个需求的10%左右，刚刚参加工作的教师普遍无办公场地、无固定住房。如古丈县教师无住房的909人，占全县教师总数的68.66%，其中农村教师无住房的667人，占农村教师总数的90.4%。特别是一些边远乡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生活单调，很多学校招不到教师，即使招录到教师，也有部分无法适应艰苦环境而选择离开。2000年以来，仅江华县就有186名教师因擅自离岗外出谋职而被除名。因环境因素造成边远农村学校教师“引不进、留不住”的问题比较严重。
（三）地理环境特殊，教育成本高，贫困家庭不堪重负。民族地区交通闭塞，居民居住分散。特殊的自然环境，造成办学成本和就读成本较高。特别是民族地区中小学校大量撤并后，大部分农村学生不得不上寄宿制学校，或由家长进城陪读，使得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不断增加。据调查，在义务教育阶段，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的生均教育支出与城镇基本持平，在高中教育阶段，一些地方的农村家庭已超出城镇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尤其是生活在高寒山区、移民库区、溶岩干旱区的群众脱贫致富难度大，贫困面广，而且贫困程度深，一些家庭面对日益增长的教育支出无法应对，因贫因病因灾辍学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如果没有特殊有效的政策扶持，很难解决这部分弱势群体公平接受教育的问题。
（四）受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教育观念落后，发展处于被动适应状态。从语言环境看，目前，我省还有13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以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语言，一些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儿童入学前不懂汉语。由于“双语”教学试点学校少，覆盖面小，一批少数民族适龄儿童不得不进入一般小学就读，因一时听不懂老师讲课，学习兴趣低，厌学情绪重，输在了起跑线上。从教育观念看，民族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发达地区，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普通家庭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都存在差距，对教育投入的自觉性相对较低。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后，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读书无用论在民族地区重新抬头，与其淘尽家底送子女读书，不如让子女早点打工赚钱的想法还在一些地方盛行，导致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上升，高中阶段入学率长期偏低。从传统习俗看，民族地区受多子多福、重男轻女、重养轻教等传统思想的影响较深，造成民族地区违法超生现象屡禁不止，使本来就可以生育两个小孩的一些农村少数民族家庭拥有3个甚至更多孩子，客观上加重了这些家庭的教育负担。当经济困难时，有的家长往往选择让其中一两个子女放弃学业。另外，少数地方还保留着传统婚育陋习，存在早婚早育现象，也加剧了适龄青少年特别是女孩失学、辍学的风险。如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中学曾有一个班初一时有13名女生，因各种原因，到初三毕业时竟然只剩1人。
三、完善教育投入体制，多措并举，标本兼治，让民族教育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民族地区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聚焦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教育成为其中关键一环。各级应抓住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改革机遇，凝聚共识，多措并举，加快发展民族教育。
（一）逐步调整民族教育投入管理体制。促进教育加快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教育投入体制。鉴于民族地区财政十分薄弱，无力支撑教育发展，建议省里调整“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主办责任和投入主体上升为省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基础教育的规划建设、经费投入、师资培训和监督考核。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将教师基本工资、学校基本建设投入这两大块，调整为全部由省财政转移支付，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对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
（二）加快完善民族地区教育布局和结构。建议根据自然条件、交通状况和教学需求，对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布局现状进行适度调整，缓解学生上学难问题。集中财力支持民族地区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规模，鼓励省内知名高中开设民族班、到民族地区创办分校。启动实施“9+3”义务教育及三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加大对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推进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中等职业学校联合招生、合作办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发展民族预科教育，鼓励省内高校招收民族预科生，让高校预科生享受在校本科生同等政策。扩大少数民族研究生定向招生规模和范围，将这一政策从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扩展到我省整个民族地区，帮助民族地区培养高层次人才。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人才培养、引进、激励机制。建议以贯彻落实《关于对武陵山片区农村基层教育卫生人才发展提供重点支持的若干意见》（湘发〔2013〕3号）文件为突破口，加强民族地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近期，组织专门督查组对相关部门和民族地区执行该文件的情况进行一次专项检查，督促责任单位和民族地区县市区加紧制订教育人才培训和引进计划，强化对口帮扶措施，落实乡村教师津贴补助，设立教师专项奖励基金，改善教师办公生活条件，建立各项保障机制，稳定民族地区教师队伍，提升师资水平。同时，将执行文件情况纳入重大工作考评，强化责任追究，切实提高政策执行效力。
（四）积极支持发展民族特色教育。制订民族教育专项发展规划，完善目标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双语”教育支持服务体系，将“双语”教学纳入我省教育体制管理。设立“双语”教育专项发展资金，支持民族地区加强“双语”师资培训，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双语”教育水平，逐步缩小语言障碍形成的教育差距。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推进民族文化进校园、进课堂。扶持高等院校加强民族工艺、民族歌舞等特色专业建设，大力培养民族文化专业人才，不断丰富民族教育发展模式。
（五）继续执行现行高校招生民族降分录取政策。今年6月，省教育厅在我省高校招生委员召开的2013年全体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少数民族降分录取政策的建议意见，拟从2016年起，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考生、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农村及城镇少数民族考生的降分录取分值仅适用于省内高校投档时使用。实施这一调整方案将打破民族教育发展格局，削弱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影响力，必然造成散居区少数民族群众和聚居区汉族群众心理失衡，使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剧增。为此，建议充分考虑我省民族教育先天不足，至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的实际，积极争取国家主管部门的理解支持，现阶段宜放弃对这项政策的调整计划。
（六）切实加大对少数民族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我省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助学金于2000年设立。随着物价上涨，助学金的资助效益逐年下降。同时，该助学金不能用于资助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困难学生，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建议省财政增加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助学金规模，使每个民族县（市、区）的资金总量由原来的40万元提高到80—100万元，并设立2000—3000万元省级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资金，扩大助学范围，用于资助小学至大学阶段的少数民族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解决民族教育发展存在的特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