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6篇)

时间:2022-12-15 13:12:03 手机站 来源:网络

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6篇)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  回归课本和模拟测试经过前两轮的复习学生对课本基础知识已经熟悉这一阶段的目的是重点梳理查漏补缺主要以学生自学为主将四本书快速浏览阅读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6篇),供大家参考。

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6篇)

篇一: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

  回归课本和模拟测试经过前两轮的复习学生对课本基础知识已经熟悉这一阶段的目的是重点梳理查漏补缺主要以学生自学为主将四本书快速浏览阅读对以前学过的知识进行查缺补漏以记忆和回忆为主

  政史地教研组---教研活动材料

  关于中考历史试题特点的说明和历史复习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考历史试题特点的说明从这几年中考改革来看,它是根据新课程标准、新的教育理念实施的。随着各地中考改革的不断深入,中考试题从形式到内容都在不断地改进、创新,由重点强调对基础知识的考查转变为强调对基本技能的考查,这将有助于课程改革的健康发展,发挥中考的正确导向作用。(一)试题基本结构1、考试依据(1)考试内容及要求A考试范围B三个层次:识记、理解和运用识记:对重要历史史实的记忆、再认和再现,能直接回答问题,包括记忆和识别重要的基础历史知识。理解:阅读材料,思考和领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要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透过历史现象,认识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作用、意义或影响等。运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分析、概括和认识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本质特征,简明扼要地阐释和评价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2)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A考试形式:开卷合堂B考试分值:50分(其中重庆历史有3-5分,给分)C考试时间:政史全合堂90分钟。D题型类型: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填图识图题、材料分析题、简答题。E试题难度:基础题、中档题、较难题比例一般为7:2:1.(二)中考试题的特点1、考点特点总体来说,中考试卷的考试内容以中国近代史部分所占比重最在;其次是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中外结合内容所占比重也比较大;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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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史内容较少;世界古代史和地方史所占比重最小。(1)根据历史课程标准确定考试内容。历史课程标准反映了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教育宗旨、目标和要求,是历史教学和考试命题的依据。考试的范围是《历史课程标准》规定的六大板块知识,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以及地方历史。(2)考查基本的历史知识,包括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以及重要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3)各地命题充分体现新课程标准理念,注重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给维度进行考查。切实有效地把考查历史知识与考查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方法和学习过程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结合起来。注重考查学生学习收集、阅读历史材料,并从中获取和运用有效信息的能力;注重考查学生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观察现实社会的能力和学生的历史意识;注重考查学生自主与合作的探究性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注重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4)与时事联系密切,关注社会热点。(5)考查专题知识。如:列强的侵华史、中国人民的抗争史、中国的近代化、抗日战争史、国共关系史、近现代外交史、海峡两岸关系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史、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史、二战史、世界格局演变史、三次科技革命史等。2、题型特点(1)、单项选择题选择题是历史学科中考的基本题型之一,题干以文字形式(如一段引文、一个贴近生活的情境、一段史实叙述等)或图表材料(各种实物图片、地图、漫画、表格等)呈现,选择四个选项之中最为合适的一项,可以考查历史概念、历史事实、历史结论、阶段特征等各种内容,以及考查获取和利用有效信息、归纳、比较、概括、辩证全面地认识和分析问题等各种能力,需要学生在平时扎实掌握基础知识,是一种设题灵活、客观性强、覆盖面很广的多功能题型。A题型类别a.概念型选择题此类选择题主要依据基本历史概念来命题,主要考查同学们对历史概念的再认再现和理解阐释能力,要求学生对历史概念能准确理解,并对其内在规律和本质进行把握。此类题在题干中提出一个基本概念,备选项则是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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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念的阐释。在题干中经常出现的主要标志性用语有“内容是”、“标志是”、“性质是”、“特点是”、“准确的理解是”等。b.材料型选择题通过文字材料(如一段引文、一个贴近生活的情境、一段史实叙述等)或图表材料(各种实物图片、地图、漫画、表格等)创设情境,提出问题,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识记、理解和运用等能力。材料型选择题命题灵活、思路开阔,对学生能力要求比较高,需要从材料中准确地获取有效信息,是课改以来中考试题中广受命题者青睐的题型。c.分析评判型选择题此题型加强对历史概念、历史观点和历史结论等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不着眼于“是什么”,而着眼于“为什么”,要求学生能够在识记和理解史实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思维能力,进行归纳比较、因果分析、价值评判以及本质规律的揭示等。(a)揭示本质选择:通过用材料创设新情境的形式,要求考生能够透过材料的表象,深入地揭示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b)因果判断选择:分析历史事件中存在着的各种不同因素(原因、条件、结果等),根据题目指向要求(根本的、直接的、主要的、次要的、主观的、客观的等等)找出与上述因素相对应的背景、原因、目的、结果。(c)比较选择:把具有可比性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在一起或把同一历史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放在一起,通过分析、归纳、比较,找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其形成的原因。(d)程度选择:选项与题干隐含着论点与论据的关系,在各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其他选项虽有一定道理,但因不够全面或处于次要地位或不合题意而不能成为最佳选项。题干求答项前后,多有“最主要”、“最重要”、“主要”、“根本”等表示程度的副词或形容词。(e)逆向(否定)选择:要求选出与事实不符的选项。题干部分采用否定式的提示或限制,如用“不是”、“无”、“没有”、“不正确”、“不准确”、“错误”等词语,并在这些关键字词下面打了着重号,提醒学生注意运用逆向思维进行选择。d.组合型选择题将同类选项按一定关系进行组合,通常在题干中列出三组或三组以上的历史知识,并冠之以数字序号,然后分解组成备选答案作为选项。也可以构成否定形式,可据题意从选项中选出符合题干的应该否定的一个组合选项。(a)配伍:对若干史实进行匹配,要求选择相关联或无相关的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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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排序:根据题目要求,把一些历史事件或现象按一定的顺序,特别是时间先后顺序加以排列。(c)多选变异:每个备选项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知识点组成,要求选出其中正确的一组,实际上是多项选择题的变形。B解题要领解答单项选择题的基本原则是准确审题,领会题意,从题中提取有效信息,如一些关键性的限定词语、一些图片的主要特征等,要注意从本质上去把握和区分备选项,一看被选项是否正确,二看被选项是否符合题意。单项选择题一般可以采用“审、忆、选、查”四个步骤解题,“审”——通过仔细读题,认真审题,找出题干的关键词,将单项选择题变形为简答题,采取直答法,即“问为什么”就“答什么”。“忆”——根据题干关键词的要求,回忆确认正确答案。“选”——根据回忆确认的知识,对照被选题肢,选择正确答案。“查”——根据题目的要求,逐一分析、比较对照备选题肢,采用排除法,检查前面的选择是否正确。要做好单项选择题,最重要的是做到认真审题,包括审题干、审题肢、审选项。在复习中对基础的知识、基本原理和一些易混淆的知识要掌握的准确、扎实、到位。1.概念型选择题解答要领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掌握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相近、相似的历史概念进行比较。注意备选项表述的准确性,通过比较词语含义来辨识其是否符合历史概念的准确含义,防止概念混淆,还可以采用逻辑推理法,结合相关的知识结论来判断选项是否符合题意。细心审题。把握试题题干中的限制性条件,排除干扰选项。[例题](2009年杭州市中考试题)史学家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有成功论、失败论、不彻底论等。下列史实能够支持成功论的是:A.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为争取列强支持,宣布承认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B.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下诏退位C.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D.1912年4月1曰,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史实的理解和正确评价的能力。选项A是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表现,选项C和D是辛亥革命失败的表现,而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故B为正确选项。2.材料型选择题解答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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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字材料类选择:认真阅读材料,根据题意抓住关键词语,找准切入点,联系教材及相关历史知识,备选项的内涵及与题干的关系,找出符合题目要求和历史事实的备选项。[例题](2009年芜湖市中考试题)哥伦比亚前总统桑佩尔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蛋糕做大了,“但是大蛋糕分给了富人,其他的人只得到面包屑”。这句话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是:A.环境污染严重B.恐怖主义泛滥C.毒品走私猖獗D.贫富差距悬殊[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的理解和判断能力,题干中材料的主要意思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使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扩大了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故D为正确选项。(2)图表材料类选择:抓住题干中的限制词或关键词,明确题干的设问要求,从设问角度出发解读图表和信息判断,分析其所描述史实的原因和结果,联系选项和所学知识正确作答。[例题](2009年安徽省中考试题)1912年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确定为民国元年。右图杂志《革命》(第四期)发行时间按公元纪年换算为:A.1924年B.1925年C.1926年D.1927年[答案]B[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历史时间的计算能力,需要学生能够在所给的图片材料中抓住“中华民国十四年”这一关键时间提示,同时在时间换算时要注意“民国元年”即是“民国1年”的概念,然后进行正确的换算。3.分析评判型选择题解答要领(1)揭示本质选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从背景、原因、过程、性质、特点、结果、影响、意义等方面对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抓住历史事件或现象的本质、主要矛盾和决定性因素,从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等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例题5](2009年黄冈市中考试题)丁强同学在学校举办纪念建国60周年图片展,其中在一个小栏目里展出了三张图片,分别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向锦州发起进攻》、《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民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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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这个小栏目定一个小标题,最合适的是:A.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B.战略防御到战略决战C.重点进攻到全面进攻D.战略进攻到战略决战[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重要历史事件及其影响的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锦州战役是辽沈战役的开始,而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则是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决战,故D为正确选项。(2)因果判断选择:把握题干与备选项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与教材知识进行联系,注意区别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内因和外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等不同概念。[例题6](2009年乐山市中考试题)运用数据进行分析是历史学习的一种重要方法。导致下表1921~1925年苏联(苏俄)粮食产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苏联(苏俄)粮食产量变化表时间(年)粮食产量(亿普特)3192123.15192334.54192544.2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B.新经济政策的实施C.斯大林模式的推动D.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实施[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学生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和辨别史实的能力。材料中“1921~1925年”是重要的时间限制,这一时期,苏联(苏俄)实施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故B为正确选项。A选项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属于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C选项中斯大林模式和D选项中农业集体化政策属于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不符合题意义。(3)比较选择:根据题干提供的条件,对不同时间、空间条件下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及历史人物进行比较,找出异同,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判断。[例题7](2009年贵阳市中考试题)《马关条约》和《南京条约》相比,最根本的不同点是:A.割地B.赔款C.开设通商口岸D.开设工厂[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结合时代背景比较史实的能力。《马关条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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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条约》中都有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的条款,而《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体现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需要。故D为正确选项。(4)程度选择:此类试题的题干与选项之间不是一种正、误关系或有、无关系,而是论点与论据的关系。解题需要根据“最佳”标准进行判断,从题干的限制词、关键词着眼,将四个选项作程度比较,运用优选法,逐个比较排除,找出最符合题意的选项。[例题](2009年河南省中考试题)对下面年代尺中提供的时间,解读最准确的是:A.中国近代遭受外来侵略的全过程B.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杜会的历程C.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和瓦解的历史D.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学生从图表提取有效信息和运用史实进行判断的能力。图表中1842年、1895年和1901年三个时间分别是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时间,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反映了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杜会的历程。故正确答案为B。(5)逆向(否定)选择:解答此类题可采用逆推法,根据题意,首先找出与题目要求不相符的三个备选项,剩下的备选项就是题目要求的答案。也可用正向思维或排除法。[例题](2009年苏州市中考试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庆节都是为了纪念本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下列关于这一主题的组合不正确的是:A.英国——《权利法案》的发表B.美国——《独立宣言》的颁布C.法国——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D.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答案]A[解析]本题是否定型选择与配伍型选择的结合,考查学生对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理解,其中B、C、D选项皆为正确的组合,可以用排除法确定A为正确选项。4.组合型选择题解答要领(1)配伍选择:首先判断被选项中的配伍关联是否正确,排除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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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选项,然后判断正确的配伍关联是否符合题意,找出正确的选项。[例题](2009年烟台市中考试题)下面改编的这段歌谣来自于互联网:东北有个杨靖宇,其别名叫“忠良将”;东北有个张学良,其别名叫兵谏蒋;东北有个王进喜,其别名叫“铁脊梁”;东北有个杨利伟,其别名叫“震宇航”。有关这四位人物及业绩的搭配不正确的是:A.杨靖宇——著名的抗日将领B.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C.王进喜——优秀的县委书记D.杨利伟——中国进入太空第[答案]C[解析]本题将配伍型选择与否定型选择相结合,考查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的识记水平。选项王进喜是有“铁人”之称的大庆油田石油工人,而这一时期优秀的县委书记的模范人物指的是焦裕禄,属于搭配错误,故C为正确选项。(2)排序选择:采取首尾两端法(从头或从尾判断),即先确定排除不符合题干要求的选项,如能确定最早或最后一个,即使其中个别时间未掌握,也有可能选出正确答案,或大大提高命中率。能否准确、牢固掌握时间概念是答好此种题型的关键。[例题](2009年黄石市中考试题)一首歌往往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是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以下歌词反映的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应是:①解放区的天是朗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②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③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④走过二十年,新的起点是里程碑,伴随着改革春风起……走进了新的时代……⑤我家住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A.①③⑤②④B.③①②④⑤C.⑤③①②④D.③⑤①②④[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对重要史实所处年代的识记和运用能力。五句歌词分别反映了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全面抗战期间、改革开放时期和局部抗战时期,只有C为正确选项。如果能够判定第⑤句歌词发生的年代处于最早,也可以用排除法迅速排除A、B、D选项,直接确定C为正确选项。(3)多选变异:采用选基法或列式法。选基法首先选定一个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答案为基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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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顺藤摸瓜,选出答案。列式法是将所有选项的数字列坚式,四个选项都有的可确定,其他排除,从而缩小思考范围,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例题](2009年盐城市中考试题)在历史学习中,图片往往隐含着大量的有效信息。从右图“隋朝大运河”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准确信息是:①它的中心是洛阳②它沟通了我国南北交通③它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④它有效抵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A.①②③④B.①②③C.②③D.①④[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学生从识别图片和史实判断的能力。从图中可以直接判断出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因此可以确定①②都是正确的,先排除掉C、D选项,而隋朝大运河开凿的目的和作用均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进攻无关,因此可以确定④是错误说法,又可以排除A选项,故B为正确选项。(2)、判断题判断题是通过一些图表或文字的展现,来考查学生学生对具体史实掌握的准确程度,以及分析判断和辨别的能力。1.材料评判:提供相关材料,要求从材料中提取相关信息,并进行判断,要求判断的史实不仅需要辨别其正误,而且还要分析其是否与所给材料相符合。这类试题着重考查学生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和分析判断的能力。需遵循以下步骤:(1)首先要看题目要求:是√OX还是ABC(2)理清题意,准确判断。首先需要在整体上把握试题的主旨,然后逐句逐段进行分析判断。(3)填图识图题一般两个图,一个在地图册上,一个在教材上。(4)、材料解析题命题原则及特点材料解析题是历史中考基本题型之一,大都通过文字或图表(各种实物图片、地图、漫画、表格、图示等)等材料,创设生动、活泼、直观的情境,在问题的设计上注意从不同的角度灵活切入,同时还根据具体材料设计适量的开放性问题。在命题意图上主要是考查学生阅读理解材料的能力、获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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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中的有效信息进行整合加工的能力、利用有效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问题进行说明和论证的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类别】1.文字型材料题:这是中考材料题中的传统题型。一般都是选择书上的引文或学生比较熟悉的材料,这类题目一般是问得直接明了,考生较好回答。这种类型的材料题旨在考查阅读材料并寻找有效信息的能力及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2.图表型材料题:图表型材料题往往是围绕一定的历史主题,展示表格、实物图片、地图、漫画、图示等图表资料,同时也可以结合一定的文字材料,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它不仅融阅读、判断、理解及阐释本质和内在联系为一体,而且因其材料精炼、内涵丰富、信息含量大而生动直观等特有优势,成为中考测试综合能力的重要方式。这类试题对学生考查面比较广,如分析表格的能力、识图辨图的能力及理解文字的能力。3.开放探究型材料题:所谓的开放性,一是指所选材料大多脱离教科书,尽可能的新颖,贴近生活,侧重现实性和社会性。二是指试题的设问尽可能的开放,不限定范围,答案也非唯一性,这是开放型材料题的本质特点。所谓探究性,是指所设计的问题有一定的综合性,需要对相关历史知识进行整合、归纳,侧重于对历史认识和反思能力的考查。近年来此类材料题往往选用教材之外的材料,如新闻时事、名人名言、谚语诗歌、漫画海报等,来源广阔,呈现方式千姿百态,难以预估。不过,所选择的材料必定以历史课程中的重点知识为依托,所设问题却不会超纲,基本符合初中生的认知特点。解答这类材料题时,一定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能敢于创新、正确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解题要领】各类历史材料解析题的解答,总体上可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读懂材料;二是审清题目;三是规范答题,可以概括为“一读二想三答”。一、“读”:读懂材料是解题的基础,这一步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读什么?也就是阅读的内容。二是如何读?也就是阅读的顺序。1.阅读内容:材料题都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材料部分,二是设问部分。在阅读材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读全,找出关键词句,去粗取精,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不能忽视材料的标题、注释、出处这些内容,这些说明性文字,它们往往能够提供材料的时间、国别、背景、作者及其身份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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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给考生某种暗示和引导,是考生琢磨材料的重要因素,应该给予足够重视,不可漏读。2.阅读顺序:先读设问,以掌握题目设置的要求,带着问题阅读材料,这样既节省阅读材料的盲目性,也节约时间。在阅读材料的时候,另外,也不能忽视材料标题、注释、出处,这些内容有时也会成为关键提示。采取先读设问后读材料的阅读顺序,原因有三:一是先读材料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盲目性,特别是遇到一些难懂的或生疏材料,易于产生惧怕心理,影响答题。二是每道材料题都有一个主题,而命题者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设问的。所以先读设问部分,可以抓住材料的主题,这样在没读材料之前,就已经给材料内容定了位,这样我们的思维就有了目标,然后再带着问题去阅读材料更是有的放矢。二、“想”:审题思考是解题的关键。读的同时,也是想的过程,找的过程,要边读边想边找,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1.找材料与设问的相关点:设问和材料关系密切,设问提出的是有关材料的问题,回答设问离不开材料。要先在设问部分找出关键词,然后带着关键词再去材料中找相应的关键词或句。通过对关键词句的分析,结合相关的知识信息,对号入座,对问思答。2.找材料与教材的相联点:“材料在书外,答案在书内”,随着开放性试题的增加,材料解析题的材料、问题都越来越“新”,但不管多新,必定与教材中的主干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需要我们把材料中的重要信息与教材的史实、观点相联系,在阅读的基础上,宏观上把握命题意图,准确判断,明确解题思路。3.找材料与材料之间的联系:一般情况下,每一道材料题都有一个主题,而每一个材料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设计的,即使有些材料的观点完全相反,它也是围绕一个中心而设计的。找出了中心,然后围绕这个中心,确认材料涉及的内容或对课本知识进行迁移,便找到了解题的突破口。三、“答”:准确、规范、有序回答是解题的落脚点。在组织答案时有几个问题要注意:1.问什么答什么:紧扣题意、论从史出。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坚持“问什么答什么”,扣问简答,不要脱离材料,随意发挥,答非所问。2.注意语言简明扼要、条理清晰、书写工整:材料解析题对回答的要求是贵精不贵多。注意按问按分列点,分值大的,回答要详尽些,多罗列些答案要点;分值小的,回答要简洁些。如果有字数要求更要慎重处理,想好再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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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书面语言答题:要恰当使用历史中的术语,少说大白话。【题型类别】1.材料型:在问题探究的过程中,列出一个或几个材料,材料之间有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为问题的探究做好铺垫,检测考生历史思维层次、历史认知水平、历史感悟能力。2.图表型:结合探究主题给出有关图片或表格,并配有相应的提示性文字,创设直观生动的问题情境,展开探究活动。【解题要领】一、审清题目,领会题意。审题时首先要明确题意,完整准确地把握好试题的要求。其次,要审明材料的观点,根据材料来确定问题的指向和具体要求答题,避免“似是而非”、“答非所问”的现象。二、回归课本,寻找结合点。尽管探究性试题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但必须以基础历史知识为依托,答案基本上来自教材,解题切忌脱离课本知识的盲目判断,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平时的学习中,要注意把握课本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精选练习的训练,学会寻找材料与知识的结合点,学会创造性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以不变应万变。三、发散思维,史论结合。在认真审题的基础上,依据题目要求,对课本知识进行发散性思维。对于开放性问题,要做到史论结合,有理有据,感想和启示要有史实依托,有感而发,不能空谈。发散思维必须紧扣试题要求和论述的观点,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四、规范答题,力求完整。准确、规范答题,做到书写整洁、语言流畅、要点清新、合乎逻辑。同时还要注意答题要点的全面性,能够从多个角度回答问题,增加得分的概率,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于见解阐述和历史小论文的解答,应注意做到观点鲜明,史论结合;论据充分,有理有据;文字简明,条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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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考历史复习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存在的问题1、学生方面存在的问题(1).部分学生对开卷考试存在偏差,简单认为开卷就是抄书,以至平时不努力。A开卷考试不认真复习;B认为开卷考试难度降低;C认为开卷考试可以带上所有资料;D认为开卷考试试题在书上都有现成的答案。E开卷考试不认真复习许多初三学生,甚至部分其它学科的老师和班主任都认为,开卷考试用不作复习,反正答案都在书上,到时候只管抄书就是了。殊不知,这恰恰是对学生的一种误导,如果处理不好,会给初三历史复习造成更大的困难。而事实上,历史学科实行开卷考试,题目比以往历史闭卷考试更难,还有开放性试题。如果不复习,我们很难想象连选择题都靠翻书来解决,不仅考试时间不允许,而且不复习造成的对教材的生疏也会使学生难以从书上找到答案,就更不用说答好开放性试题了。(2)认为开卷考试难度降低认为开卷考试难度降低是建立在开卷考试可以通过翻书寻找答案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原因在于没有弄清历史开卷考试的精髓。现在开卷考试的命题都要适当引入开放性试题,随着开卷考试改革的深入,我们相信,这种试题的比例将会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难度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因为这种题型的答案比较灵活、极具创造性,没有平时的积累和系统训练,学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就是翻书也难以作答。例1.重庆市2013年初中毕业暨高中招生考试历史试题(A卷)二、判断题:每项l分,本大题共5分。阅读以下材料后判断:铁制工具的使用,使战国时期的各国都能兴修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父子总结成都平原人民与岷江水害斗争的经验而筑成的都江堰。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水量骤增,灌县以下常泛滥成灾。相传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将岷江分为内江(即郫江)和外江(即检江),分散了岷江的水流,既免除了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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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天府之国。——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以下表述是从以上材料中得出的,请在答题卡(卷)对应题号后涂(填)“A”;违背了以上材料所表达的意思,请在答题卡(卷)对应题号后涂(填)“B”;是以上材料没有涉及的,请在答题卡(卷)对应题号后涂(填)“C”。16.都江堰是秦朝时修建的。17.都江堰的设计较为科学。18.都江堰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都江堰的修建便利了灌溉和运输,促进了经济的发展。20.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社会进步。例2.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由此可见,他认为抗日战争()A.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B.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反侵略斗争C.奠定了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D.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3)认为开卷考试可以带上所有资料许多初三学生简单地认为在开卷考试时,可以带上平时教师和自己整理的资料以备考试时使用。事实上,现在的题目重能力,试题越来越难,靠翻书和资料解决不了问题。这说明没有考前的认真复习是难以取得优异成绩的。(4)认为开卷考试试题在书上都有现成的答案由于对开卷考试的特点不了解,误以为开卷考试的答案都能在教科书上找到现成的,这是初三学生较为普遍的看法,事实上并非如此。就算是开卷考试的有些试题在教科书上能找到答案,但考生在作答时也不能照搬照抄,这样,不仅时间不允许,而且没有经过概括提炼的答案也是不切题的。更何况有些开放、半开放性的试题本身就没有现成的答案。所以,考生要改变这些不良认识,认真复习。2.从近几年学生在中考历史答卷来看,存在以下问题:(1)答题时没有针对性,答非所问甚至张冠李戴;(2)知识点模糊,答题条理性差;(3)学生从原始历史资料获取历史知识,得出结论的能力非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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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历史概念模糊;(5)抓不住材料中的关键知识信息,学得太死,理解、分析、对比、综合等能力差。考试的心理素质较差。没有养成良好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对综合性太强的试题不知如何下手;举例说明:(1)考试时答题没有针对性,答非所问甚至张冠李戴。从阅卷情况分析来看,很多考生答题没有针对性,随意抄一段课文或一个历史史实,反映考生把开卷考试理解为翻书、抄书,不愿去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以至考试时常出现答非所问,张冠李戴的情况。(2)知识点模糊,答题条理性差。考生对于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考点模糊难以区分,比如2011年重庆市中考历史试卷第20题第1问,学生误将“商鞅采取什么措施调动了民众务农的积极性。)”理解为“商鞅的改革措施”,把所有内容答出来,既浪费了时间,又影响了得分。(3)学生从原始历史资料获取历史知识,得出结论的能力非常弱。评卷过程中,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突出,比如2013年重庆市中考历史试题(B卷)第24题第(3)小题,要求学生“(3)根据以上材料,概括说明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一直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3分)”,(答:1953年,将钓鱼岛非法划入琉球托管区域;1971年擅自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交予日本;2012年再次作出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的表态。)学生在回答时,要么照抄原材料,要么答不完整,很多同学却答不到。这是失分最多的1题,说明学生这方面的能力非常欠缺,而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4)历史概念模糊部分考生对于一些基本的历史概念模糊难以区分,如:单选题:2.“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是商鞅变法的依据。商鞅的下列变法措施,旨在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是A.改革土地制度B.奖励军功C.重视农业D.建立县制学生误将“旨在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是”理解为“提高积极性”。不少考生回答是:A。而正确答案是:B(5)抓不住材料中的关键知识信息,学得太死,理解、分析、对比、综合等能力差。考试的心理素质较差。没有养成良好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对综合性太强的试题不知如何下手。3、2013年学生在中考历史答卷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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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史实错误,时空模糊②综合能力缺乏③不能规范答题举例说明:①史实错误,时空模糊第一、明显史实错误部分考生历史基础知识不牢固,答题思路不清,有明显的史实错误。如:2013年重庆市中考历史试题(B):6.秦始皇、汉武帝都是我国历史上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们采取的共同统治措施是A.“罢黜百家,独尊儒术”B.在长安设立太学C.抵御匈奴,巩固边防D.统一度量衡有考生答A或D,这表明考生对基本史实生疏,基本概念混淆,存在知识盲点。第二、时空概念模糊考生对材料中提供的时间不敏感,以及相关时段发生的大事把握不准,导致不能正确答题。如:2013年重庆市中考历史试题第25题:(1)皇帝倒了,辫子剪了,这是l912年给中国人最大的感受。辛亥革命实现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促进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请列举具体史实予以说明。(2分)答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时间概念模糊。②综合能力缺乏第一、审题能力不足。部分考生不认真审题,对题意的理解不够,以致答案要点不全。这表明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习惯于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却很少注重学习方法的训练和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第二、领会诠释史料的能力较差。部分考生读不懂材料,尤其是图表材料,不会对材料进行分析比较,缺乏归纳提炼能力,不善于把图表材料转换成文字材料,没有注意材料与问题之间的联系,作答时乱抄材料、乱抄书,甚至不做。第三、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偏差。一是不用历史语言作答,口语较严重。如第22题:第(2)问“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了什么变化?”考生作答:“小日本看不起中国”到“看得起中国”等。二是理解了题意,但不会准确表述。③不能规范答题第一、答案缺乏条理。一些考生平时缺乏必要地训练,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对答案不加整理和归纳,想到哪写到哪,杂乱无章,不分要点,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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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甚至文不对题。第二、书写不够规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书写不清楚;二是在卷面上乱划;三是错别字较多,如“抗日战争”误写为“抗日战征”,“负责任的大国”写成“付责任的大国”,“政治格局多极化”误写成“政治格局多级化”等等。第三、答错试题位置。由于考生心理压力过大或考试紧张,将答案写错位置。(二)部分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1.对教材内容的机械复述,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2.对教材结构的罗列较多,缺乏纵横知识的联系。3.偏重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培养。4.设置问题简单,启发性不够,达不到思维训练的目的。具体表现:1.对教材内容的机械复述,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按照历史课标及素质教育的要求,首先要让学生明白是什么,弄清每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然后知道为什么?让学生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在此基础上,用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做出评判。尤其是初三学生,他们的兴趣已不在对书本知识的了解,而是对历史内在联系的把握和对历史本质及规律的认识上。2.对教材结构的罗列,缺乏纵横知识的联系。历史学科内容繁杂、头绪繁多、知识零散,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其线索,注意知识间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以形成知识网络。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知识的形成过程,是教材的知识结构内化为学生认知结构的过程,是教材知识结构在学生头脑中的重组。因此,加强对学生历史知识的立体结构的构建,有利于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否则就会使学生越学越复杂,越学越糊涂。从所听的课看,有部分老师的课,基本上是按教材结构进行讲解、罗列,没有注意横向知识和纵向知识的有机统一,不大注意知识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分析,更没有涉及到相关学科知识的联系。这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是不利的。3.偏重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培养。有的老师教学基本停留在只传授知识的层次上,以本为本,勾书划书。布置作业不是引导学生去思考,并根据学生的思考做出创造性的评判,而是将所谓的“标准答案”念给学生或印发给学生,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使学生完全成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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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设置问题简单,启发性不够,达不到思维训练的目的。从听的课看,每节课都有提问,但设置的问题较简单,起不到思维训练的作用。其中有几种情况:一种是问题提出便叫学生回答,学生没有思考的余地,答不上便由老师回答代替;一种是设置问题教材上有现成的答案,根本用不着动脑筋;还有一种是老师先将答案说出,然后要学生回答(实际上是复述)。以上提问只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作用。(三)、中考历史复习对策从近几年的中考来看,试题更具有基础性、时代性、综合性、开放性,比较注重从不同角度考查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考查的重点放在对基本的历史知识的转换或解释、推理能力、应用能力、探究能力上,即综合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要在中考中考出好的成绩,需要行之有效的复习策略。(一)教师要明确复习过程中学生存在的问题如基础知识掌握不牢、遗忘率高,理解、迁移、应用能力差,不易形成完整的知识链,内容多而时间少等困惑。要化解这些困惑,就必须使复习教学变得针对性强、重点突出、方向明确。一句话,就是要讲究复习策略,提高复习效率。(二)努力夯实基础,构建知识网络有的同学错误的认为开卷考试就是照书抄,其实,开卷考试同样也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学生只有具备一定量的积累才能做到灵活运用。要积累就要重视基础。“万变不离其宗”,掌握基础知识是关健。纵观近几年的中考试题,无一不体现出基础性的原则。由此可见,夯实基础,构建知识网络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如何夯实基础,构建知识网络呢?我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帮助学生构建好知识网络结构在初三历史复习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把前后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归纳总结出来,注重知识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立体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达到全面掌握基础知识的目的。2.注重历史图片、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以史料作为命题的切入点,是近年来中考历史命题的特点。各省、市用文献资料、评论、图片资料等史料入题,考查学生感知、感悟历史的能力和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注重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并要结合课本所学的基础知识进行分析,实现材料与历史基础知识的正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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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新史学观念组织专题,加强专题复习的针对性,提高综合能力。最近几年的中考命题,体现了对近代化(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革命史观的考察。重庆中考历史命题视角也融入了先进的史学观念和理论,彰显了近代化(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和革命史观,立意高远。1.近代化(现代化)史观(1)例题解析例1.列宁说:“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么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的一步。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这表明农奴制改革()A.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B.确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C.促进了俄国的近代化D.阻止了革命在俄国的发生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结合所学知识对题干材料进行分析、归纳和应用能力。依据相关知识考点再认可知:解答本题的关键是对近代化概念的把握和应用;近代化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近代化。材料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说明改革促进了俄国的近代化,选项B、D不符合史实;选项A仅仅是从经济一个角度来说。答案为C。(2)例题所体现的近代化(现代化)史观新观念近代化(现代化)史观是以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为纵向发展主线,包括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即从人治到法制化、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等内容;经济上的工业化进程,即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化、自然经济到市场化等内容;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或合理化)、大众化(或世俗化)进程;社会生活和风俗的演进,即城市化。上述所列例题中,例1表明俄国1861年改革是俄国近代化的典型。(3)现代化史观视角下的历史考点链接第一、起步:第二、发展:①基本史实②东西方文明碰撞: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社会实践是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工业的第一步。1898年,康、梁的戊戌变法是继洋务运动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政治民主化道路君主立宪制的实践的开端,但是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契机。辛亥革命完全符合现代化的潮流,政治方面要求建立民主政治民主共和制(建立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映了民主化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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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化,民生主义充分体现了工业化和机器化的趋势,清末民初的社会风俗的变化则体现了社会世俗化的趋势。第四、稳步发展:②东西方文明碰撞:二战结束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实行“扶蒋反共”,中共领导人民为了民主与和平,取得了反内战(人民解放战争)和反侵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共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创立了特色改造道路,1956年底使新中国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78年底中国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辉煌成就;同时,中国的国防、科技、教育、体育及外交开创了新局面;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第五、世界大潮下中国近代化历程规律性认识:1.在近代中国,中国近代化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工业化、机器化(用现代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人类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发展资本主义,在生产力上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过渡,在生产关系上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2.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民主化与法制化(用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专制制度,以法治取代人治);主要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由封建专制到民主政治。3.在思想领域主要表现为理性化(以民主和科学的理念取代教会的精神独裁)传播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思想、政治制度。4.在军事领域主要表现为创办近代的军队和军事工业。总之,在现代化史观指导下,我们在历史复习备考中,要让学生既从中国看世界,也从世界看中国,进而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和中国,形成开放和平的积极态度、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价值观念,以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这样,加强中外历史的联系和对比,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和综合能力、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全面而又深刻地理解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历史中考命题的主要题型。2.全球化史观(整体化史观)(1)例题解析例1.有位历史学家说,世界历史的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另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现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对其他地区不发生影响,20世纪的历史名副其实是全世界的历史。”上述两位历史学家对于世界历史的解释突出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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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进化史观B.文明史观C.整体史观D.现代化史观解析:进化史观是近代进化论传入中国后而兴起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文明史观就是以“文明”为单位来看待整个人类历史,通过不同文明类型的演进过程探讨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化史观强调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是历史的纵向发展。整体史观关注的是历史的横向发展,即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注意题干引文中的关键词,第一个强调人类历史成为“全世界密切联系整体”,第二个说20世纪的历史是“全世界的历史”,突出反映了整体史观,据此可判断C项符合题意。答案为C。例2.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到,研究世界历史“就如一位栖息在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星球进行整体的观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迥然不同。”斯塔夫里阿诺斯所强调的是,研究世界历史应()A.突出对于各国历史的研究B.超越地区和民族的界限C.特别关注东方民族的历史D.侧重对大国历史的考察(四)复习做到有计划性,分阶段复习第一阶段:梳理教材,抓基础第二阶段:专题复习,抓综合第三阶段:回归课本和模拟测试第一阶段:梳理教材,抓基础这个阶段要使用好三份资料,《课标》、《教材》、《考试说明》,《课标》是为了备课整体把握复习重点;《教材》和《考试说明》是学生复习的最重要的依据,此阶段目的有两个,一是依据教材构建知识网络,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知识,二是把握历史的时序性,明确历史的整体线索。第二阶段:专题复习,抓综合这个阶段要使用的资料有《教材》、《考试说明》、我省历史中考样题和其它复习资料。根据每阶段历史发展特点再整理出若干专题,如近代化(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整体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革命史观或中国近代屈辱史、抗争史、探索史、科技革命专题等;根据时政热点,整理出一些新的专题,比如三农专题、改革史专题、思想解放专题等。目的是将历史知识进行综合、突出要点,把书由“厚”变“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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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回归课本和模拟测试经过前两轮的复习,学生对课本基础知识已经熟悉,这一阶段的目的是重点梳理,查漏补缺,主要以学生自学为主,将四本书快速浏览阅读,对以前学过的知识进行查缺补漏,以记忆和回忆为主。在本阶段,要做几套历史综合性模拟题,让学生适应一下考场的感觉,以便能够从容地应对中考。(五)密切关注现实,贴近社会热点以时政或以学生的现实生活作为命题的切入点,是近年来中考命题的又一特点,体现了贴近社会、关注现实的课改理念。此类试题重在考查学生的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及感知、感悟历史的能力,命题形式新颖,备受命题者青睐。在平时的复习中,我们可从以下几点入手:1.关注社会热点,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周年的纪念活动2.关注时政热点3.关注学生的现实生活具体做法:1.关注社会热点,特别是重大历史事件周年的纪念活动对周年问题的复习,要把课本基础知识和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归纳有关周年的概况、原因、性质、影响及其与现实的联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以2014年为推算标准的重大历史事件周年问题如下:2014年周年大事中国史部分(1)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325周(2)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95周年(3)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开始80周(4)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5周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5)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55周年(6)1959年是西藏平叛和实行民主改革55世界史部分:(1)1689《权利法案》颁布:325周年(2)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225(3)1814年英国史蒂芬孙研制出第一辆蒸汽机车200(4)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75、诺曼地登陆70周年2.关注时政热点历史学科反映的热点问题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历史与现实结合,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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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扣时代脉搏。教师在复习中要注重时政材料的收集、整理与课本相关知识的链接,形成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引导学生关注人类命运、国家前途和世界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与思维创新能力。比如说近两年的热点话题强国梦和对边疆地区的管理、社会改革问题、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等。3.关注学生的现实生活通过学生现实生活中的实例材料,以学生能够接受的形式创设情境,考查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加强了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交叉感,同时也增强了历史的趣味性,使试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感。例如:历史剧编写,哪些场景不符合历史史实?如果我们生活在抗战年代,你会就近参加哪一支真正的抗战队伍?新四军、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等。因此,教师在复习时要注意将历史生活化,要体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要注意通过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走近、体验、感悟历史,突出历史的时代性。(六)重视乡土历史,贴近学生生活对乡土史的考查,体现了地域性、乡土性。它要求教师在复习中要能够将所学知识与学生学习、生活实际及本地实际相联系,彰显地方特色,以加强对学生热爱家乡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树立学生建设家乡的责任感,这也是历史学科重要的功能之一。根据考试要求,抓好《重庆历史》的复习。(七)进行强化练习,提升应变能力1.加强典型例题的解析这是复习课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与考试密切相关。通过这个环节,教师要教会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规范答题的要求。在例题设计和操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有针对性;(2)要分类型;(3)要以点带面。使学生适应千变万化的试题要求,触类旁通,真正提高学习能力,这是最关键的,因此历史复习课的典型例题解析要注意学法指导。2.指导学生答题技巧,高效练题应用练习培养学生能力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练习题型训练学生的能力也不同。例如选择题偏重于训练学生的判断能力;材料题有利于训练学生的理解、综合、归纳、分析能力。以上能力提高了,学生在考试中的应变能力也就自然增强了。练习时教师还要强调限时限量独立完成,以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要求有错必改、有疑必问,及时解决难点,同时要避免搞“题海战术”。避免过难过偏的题目。(八)加强检查督促,提高复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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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学生虽然面临中考压力,但能自觉学习的学生还是不多见的,所以必须配合以良好的督促机制,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每堂课可进行默写,以检查学生的复习效果,错误必须订正,如默写不合格,并须重默,学生看到如果不认真复习是无法过关的,所以必须在默写之前做好准备,养成学生相对自觉的复习习惯。同时并请班主任协助督促学生,可适当地把重默次数较多的同学名单提交给班主任,因为班主任在学生心中的地位相对高出许多,他们的一句话往往顶得上历史老师的许多话。此外要定期进行测验,两周一次,并把成绩交给班主任然后通过短信的形式发给家长,希望家长共同督促学生的学习,多方形成合力,提高学生的复习效率。(九)开展好教研活动,提高教学水平各校历史教研组要保证每周至少有两节课时间进行集体备课和评课活动,做到组内教师人人参与。集体备课的重点应围绕教学环节的设计、典型情境创设和活动化教学等问题开展,人员较多的学校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采用讨论、交流等形式,人员少的教研组提倡借助县内历史老师进行交流。听评课活动要做到组内教师人人上课,人人评课。评课的重点是评三维目标是否实现,教学环节的设计是否合理等,要在真诚、友善的前提下帮助上课教师发现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十)教给学生历史知识巧记速记法1、字头法。提取某一历史知识每一句的头一个或几个字为要点组成另一个词或一句话。如记忆《辛丑条约》内容,可记为:赔禁拆划。2、歌谣法。以“核心字”为基础,通过反复挑选排列,使之成为形式对仗或押韵的顺口溜,最适合记年代。32、3傀儡建。34、10/36、10红军长征,翻山越岭。3、排比法。新文化运动前期内容可总结为“三提倡三反对”;中共建党先驱“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4、浓缩法。化繁为简,去粗取精,紧扣关键字眼。中共成立的意义“开天辟地、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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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

  个人对照检查剖析材料篇一

  按照县委办整顿活动实施方案的具体安排,通过近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结合工作和生活实际对照检查,我对个人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切实感觉到自身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现针对自身存在的不足进行自我剖析。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1、自身素质能力有差距。作为办公室的秘书,感觉自身的综合能力还比较欠缺,与办公室的其他同事还有一些差距。一是工作经验比较缺乏。我进入县委办的时间不长,对我而言,各项工作尚处在熟悉和入门阶段,工作的角色刚刚定位,工作思路还比较局限,工作经验还不足。。二是理性思考的能力不够。督查室工作繁杂、人手少,很多时候思考问题、工作经验等方面的积累还不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2、缺乏开拓创新精神。虽然工作责任心和进取心较强,但工作作风还不够大胆。大多数时候还仅立足于传统的工作方式,面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自己的视野不够宽广,思维较为局限。面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产生的新矛盾,还缺乏有效的办法,有时面对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有畏惧和泄气的情绪。

  3、工作作风不够扎实。没有做到经常深入基层熟悉与了解情况,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意识还不强,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导致工作时会在一些细节的问题上出错。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平时疏于学习,自身积累还需增强。一年来,对于自己的工作已经逐步了解和熟悉,但是,对于整体工作而言,自己所理解和掌握的还很有限,还需要自己不断学习和提高。

  2、无私奉献意识不强,工作作风还需务实。工作中经常接触的问题很多,但是依靠自身很难解决,致使自己常常感觉很矛盾,很多问题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经常会产生畏难情绪,急躁心理。在工作的敬业精神,务实作风方面,自己还有很大差距。

  三、今后努力整改的方向

  1、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

  坚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切实提高自身素质。一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系统地学习党的xx大以来的重要文献,深入领会“”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加强业务学习。作为办公室的一员,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工作能力,确保工作操作的程序性、规范性、严肃性,以便更好地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2、坚持务实作风,强化宗旨观念,做服务人民的表率。

  一是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今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立足本职,刻苦钻研,

  提高业务能力,使自己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办公室工作的发展方向,更好地找准工作定位,创新工作思路,尽心尽力完成督查室和办公室的各项工作。二是树立务实形象。在工作作风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做到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矫正思想偏差,把工作作为乐趣看待,不断充实工作内容,要敬业、奉献、求实、开拓、创新。

  3、坚持廉洁奉公,提高自身修养。

  一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反省自己,勇于正视错误,真正做到“理想常在,信念常驻,宗旨不变,本色不褪”;二要从小节做起,严于律己,自觉保持廉洁情操,做到干干净净办事。古人云:“惟先自律,方能律人;惟贤惟德,方能服人。”我将继续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自觉接受监督,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更严格的要求,更投入的精神,更踏实的作风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去。三要提高自身素质,树立办公室的良好形象。从加强经济知识、历史知识等方面知识的学习入手,增强理论修养和政治敏锐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清思路,看准目标,培养坚定和执着的信念。同时作为办公室一员,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受得住委屈,要与奉献相伴,准备做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要注意时刻正已正身,规范自己的言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塑造办公室的良好形象。

  个人对照检查剖析材料篇二

  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集中到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上,并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按照上级党委的统一安排部署,个人在近期重点学习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和《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等,收益匪浅。充分认识到“四风”问题存在,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

  通过学习、查摆、对照,特别是联系自己担任村支部书记以来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虽然工作出现了一些起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组织和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认认真真“照镜子”,老老实实“正衣冠”,重点查找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对个人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剖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

  参加工作以来,我始终能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定理想信念,始终能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坚定地与党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的各项指示,保质保量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中国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贯彻好上级的各项指示。严格要求自己,生活简朴,不讲排场,不铺张浪费,严格带头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

  二、贯彻八项规定和省里有关规定精神、转变作风方面的基本情况

  本人坚决拥护党的相关规定,传达省里的相关文件精神,并认真贯彻落实,努力控制和降低接待用餐标准,不得铺张浪费,个人少了不少的应酬,少喝酒,同时严格要求自己和村

  两委班子其他成员在工作转变不良的工作作风,自觉维护好群众的利益。

  三、“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形式主义方面

  1、在实际工作中,重视宏观多,重视微观少,关注细节不够,工作效率有待深化,工作效果有待提高。

  2、是工作布置多,跟踪督导少,深入检查不严,具体落实不够。

  (二)官僚主义方面

  在实际工作中,关心班子少,与班子同志沟通不够,没有能够完全调动班子成员集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享乐主义方面

  吃苦奉献的精神不够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思想有所淡化,有些时候,纯粹是凭着经验和一种感觉在做事,缺乏理性的思考,对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缺乏主动的汲取、总结、提高。

  (四)奢靡之风方面

  1、主动性不强、不够深入,只注重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未能切实关心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什么,没能认真做到角色转换,没有真正群众打成一片。

  2、与群众谈心交流少,直接听取群众意见不及时不全面,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有时不够及时。

  四、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通过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和相关资料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四风”现象表现不一,症状多样,但究其根源,理想信念问题、思想作风问题是存在上述所有问题的直接根源。

  (一)政治理论学习不够主动,不够深入,政治理论修养有待提高。

  没有把政治理论学习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在学习上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缺乏对政治理论和其他农村管理知识的系统研究和深刻理解。

  (二)对党的群众路线认识不深,经验不足,宗旨观念有所淡化。

  对党的群众路线认识不深的主要原因是对坚持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行动上树立起全心全意为群众群众服务的公仆意识。工作上

  群众观念淡薄,主观意志成份多,形式主义成份多五、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一)要进一步强化政治学习,增强理论功底,提高领导水平

  要通过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道德水平。特别要在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上下真功夫,不断提高理论学习的效果,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切实筑牢思想防线。在掌握科学体系和领会精神实质下工夫,做到深入不肤浅,实际不空谈,切实提高思想理论水平。

  (二)在活动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作为村第一负责人,要正确定位自己,立足岗位实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上率下。要以敬畏之心对待肩负的责任,以进取之心对待从事的工作,以真诚之心对待群众群众。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同事提,继续深挖自己身上存在的的“四风”突出问题,深入剖析问题产生根源,着力解决作风建设的突出问题。

  要努力加强与班子、与群众的深入沟通,努力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努力改变一切不能适应工作的做法,确保在作风建设上取得实际成效,提高广大群众群众的满意度。

  (三)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宗旨意识,传递正能量

  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忠实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要以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以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成效为落脚点,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时刻把群众的需求和冷暖挂在心上,诚心诚意为群众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特别是作为领导干部,在工作生活中要带头讲大局,讲团结,讲奉献,带头创造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

  总之,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围绕“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落实整改、建章立制”几个环节深入推进,特别是在反对“四风”问题今后改进措施与努力方向上作出公开承诺,接受监督,并以实际行动履约践诺,今后我将在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支持下,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工作作风,振奋精神,加倍努力,与班子一道,团结和带领群众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美好乡村建设多作贡献。

  个人对照检查剖析材料篇三

  党风是社会风气的表率,党员是干部群众的表率,身为一名的领导干部,我愿做“正风肃纪”的表率。近期,根据省委、省纪委领导指示精神,地方志办公室在“纪律作风集中教育整顿月”活动中,以《廉政准则》贯彻执行情况专项检查为契机,紧紧围绕“正风肃纪、创优环境”活动主题,以廉洁从政为重点,认真搞好自身廉政建设。通过此次活动,我室领导干部再次重温《廉政准则》的重要意义,更加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严格按照《廉政准则》要求自己、约束自己,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行为规范。进一步对照《廉政准则》有关规定,认真查找自身在廉洁从政、作风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剖析原因,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现就本人廉洁从政自查自剖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问题和不足

  一是理论学习不够深入。自20xx年二轮修志工作启动以来,我室进入了业务忙碌期。作为单位主要负责人,尽管对《廉政准则》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是自己的言行、工作态度还不能真正起到表率带头作用。随着业务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处理的事务日趋繁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搞好理论学习的主动性。

  二是创新意识有待加强。地方志工作具有其独特性,在思想解放、开拓创新方面有着极为强烈的渴望,但由于机关工作的局限性,思维趋于保守,未能大胆吸收借鉴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成果。在推动工作方面,尽管始终努力跟随时代步伐,寻求更多创新体验,但往往未能及时消化、吸收外来经验,还没有完全树立发展的观念、创新的理念。

  三是工作形式急需改善。由于省、市两级修志任务繁重,使我室更趋向于满足完成工作任务,满足于尽心尽责、不出差错,缺乏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去开展工作。尽管工作热情持续高涨,但效果始终不尽人意,求稳心态时而浮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还不时存在。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上述暴露的一些问题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因素,根本上是自身的主观世界改造不够、认识不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疏于学习,认识落后。作为机关一把手,总认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抓好工作落实,圆满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对理论学习缺乏压力感和紧迫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尽管对党的政策法规有所了解和掌握,但没有认真去深入消化、吸收,从客观上总是强调工作忙、任务重,没有处理好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关系。

  二是思维局限,缺乏创新。工作上不乏认真,但缺少创造性,进取意识不够强烈,求稳心态占据上风。认为只要规规矩矩按制度办事,工作不出纰漏,不给组织乱子,也就问心无愧。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地方志工作对新知识、新成果的需求,缺乏创新元素,没有大胆尝试的魄力。没给自己树立起跨越的高标杆,缺乏向更高目标追求和奋斗的激情与勇气。

  三是注重指导,疏于实践。地方志是一项纯文字性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也需要实践去配合、验证。我作为单位业务工作开展的和参与者,在日常的工作安排上,强调各自分工、相互配合。但在具体落实上,由于无法亲力亲为,自身主观认识也不够到位,没有用一流的标准去要求、衡量自己的工作,缺乏对工作的深入实践及考察督导。

  三、整改措施及努力方向

  (一)强化理论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进一步提高自身政治敏锐力和政策水平,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夯实自身的思想政治基础。认真学习《廉政准则》,筑牢反腐拒变防线,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免疫

  力。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和优良传统,正确对待名利、,自觉执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思想上与贪污腐败划清界限,行动上与廉洁自律融为一体,真正做到清清白白做官,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二)坚守廉洁底线,自觉接受民众监督

  作为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我会从思想源头上下功夫,严格按照《廉政准则》中“8个禁止、52个不准”的要求,做到头脑清醒、政治坚定、清正廉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始终恪守为政品格,努力提升人生境界,严格按照规定和制度办事。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始终坚持公平正义,坚守道德底线,不讲无原则的话,不办无原则的事,珍视和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勤勤恳恳地做好本职工作。

  (三)坚持工作创新,努力推动业务发展

  我们必将紧随时代发展步伐,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主动迎接新形势、新问题的挑战,不断创新思想观念、工作思路和表达方式,不断探索能够体现我市地域特色、符合我市发展实际、满足社会大众阅读需求的新角度、新方法、新模式,更好地将地方志的工作融入到工作的整体布局中,从而推动全市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牢记廉洁宗旨,扎实推进廉政建设

  从政多年来,我在严格执行廉洁从政相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还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机关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放到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增强法纪意识,加强党性锻炼,努力使全体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好交办的事。对工作中出现的廉政新问题、新情况,积极制订新对策,有效防止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努力打造一个廉洁、自律、勤政的干部队伍。

  总之,通过认真学习,我始终坚信一个宗旨,那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必将以《廉政准则》为明镜,时刻对照、检点自己的工作行为,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廉洁自律,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始终保持人的先进性,发扬吕梁精神,树立吕梁形象,用我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为公为民为公民大众的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彩,为吕梁的转型跨越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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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

  2021对照党史目标要求自身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历史自觉材料2篇

  按照全办关于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的安排和部署,本人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主体目标,积极贯彻“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要求,会前认真学习重要讲话和指定的4本学习材料,扎实开展了交流谈心、广泛征求大家意见建议,认真查摆自身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党性分析,明确了整改措施。现按照要求作如下检视剖析

  一、党史学习教育收获

  (一)学习重要讲话情况

  (二)学习指定材料情况

  二、对照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求,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一是在坚定理想信念方面。二是在增强历史自觉方面。三是在弘扬优良传统方面。四是在加强党性锤炼方面。

  三、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怎么样

  .艰苦奋斗带头作用发挥不好。工作中存在求稳怕乱思想。对于上级安排的工作抱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思想,对某些工作虽然也有所思考,但思想上总有各种顾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干错事不如不干事,不愿得罪人、背包袱,缺乏冲劲、闯劲、韧劲。

  四、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针对查摆的问题和,我将从自身做起,认真抓好问题整改落实,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履行岗位职责,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改进提高。

  一是加强理论学习,坚定政治立场。

  二是转变工作作风,认真履职尽责。

  三是弘扬实干精神,深化改革创新。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和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勇气,坚决克服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消极心态,用足用活政策和机遇,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创新作为工作的灵魂,在实际工作中边实践、边总结,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办事效率,推动各项工作优质高效运转。

  四是严守廉洁底线,发挥表率作用。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净化自己的思想、校正自己的行为,养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把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到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向榜样看齐,向先进工作者学习,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不能贪图安逸、止步不前,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

  对照党史目标要求自身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历史自觉材料

  党史学习的总要求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因此,学习党史,就是要

  坚信党的领导,自觉听党话、跟党走,坚定地把党领导的事业推向前进。关键是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要把党史学习成果转化为干实事、多干事、干成事的动力。那么,在学习过程中还要通过检查自身存在的不足与差距,为下一步的整改落实与自我提升做好准备。

  对照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查找自身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历史自觉方面还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同时查找自身在弘扬优良传统、加强党性锤炼方面还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总体上可以从“学思践悟”几个方面去思考与查找自身问题。下面提供一些思考的路径,以供参考,然后结合自己实际状况拟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在坚定理想信念方面的差距和不足

  一是对党的历史学习还存在不深入、不系统问题。有肤浅化、碎片化现象,而在深入学、系统学、全面学方面还做得不够。还容易满足于听报告、听讲座、看辅导,而在读原著、看原文、悟原理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与不足。

  二是在入脑入心、深入骨髓上还有存在差距与不足。由于学习不深入、不系统,浮于表面,以致对党史知识、党史事件以及理想信念等重大问题还认识不深刻、理解不透彻,也就还不能完全做到入脑入心、深入骨髓。

  三是对理想信念的锻造与磨砺还存在差距与不足。对于理想信念的重要性,虽然有着较好的认识与理解,但对于如何去做到理想信念坚定,如何进一步锻造和磨砺自己的理想信念,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还不够有明晰的思路,缺乏思考与认知。

  四是把理想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上还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平时对理想信念谈得多,而如何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却很少去思考与研究,如何去撸起袖子加油干,还缺乏主动出击的自觉性,也缺乏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有时候还有急躁心理,不能踏踏实实、久久为功、驰而不息地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增强历史自觉方面的差距和不足

  所谓增强历史自觉,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特别是党史的学习认识和把握,能够和善于从历史规律中把握发展大势、担当历史使命,善于用历史的眼光、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能够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去承担历史使命。

  一是对于如何正确运用历史规律认识不够、能力不足。在历史学习中,由于学习不系统、认识不深入,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以致对历史规律认识不足,在现实工作中更是谈不上借鉴历史经验。对于“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的认识更多停留在表面。如何运用历史上的智慧,把历史智慧落实到工作中去,还需要持之以恒、毫不松懈地在下一步加强改进与提升。

  二是对于如何把握历史大势认识不够、能力不足。做事情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与规律,善于把握历史大势,这样才能增强历史的自觉。在这方面往往存在差距与不足,就是学习历史后,更多的是熟悉历史、认识历史,而很少进一步去体悟历史。由于“悟”的不够,也就很难与深层次的把握,也不能把历史的智慧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进入新时代,更是要把握好历史大势,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是对于如何担当历史重任意识不强、能力不足。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缺乏自我革命的精神。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自身的不足,关键是要发现不足、承认不足,然后勇于去改正不足。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历史担当。如果连自我问题都不敢面对,那就谈不上历史担当。因此,一定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去认识自身的存在的差距与不足,从而坚决加以改进,切实提高自己。

  在弘扬优良传统方面的差距和不足

  一是对于党的优良传统学得不深入、不扎实、不系统、不全面。在党史学习过程中,往往满足于学过了,经常停留在看过了书、听过了讲座,而没有去系统学、拓展学、深入学,从而导致对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说起来都看过、学过,而事实上对其知之不多、不全、不深,特别对于党的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精神谱系,还没有完整、全面、系统、深入地去熟悉与把握。有时甚至有走过场、得过且过、敷衍塞责、蜻蜓点水等不正确的思想与做法。

篇四: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

  反对“三股势力”,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美好新疆

  新疆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新疆稳定繁荣的历史经验等等。这些基本观点,为解决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历史领域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为统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共识,为掌握新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思路。

  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新疆各民族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新疆稳定繁荣的历史经验。为什么新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呈现共生的形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与国家长期的民族团结教育是分不开的。其次,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需要。第三,文化上的相似性和共性是和谐的民族关系存在的重要基础,目前很多研究在强调民族关系中差异性而非相似性,仿佛差异越大,理论似乎更靠谱,其实居住在一个社区里面的跨文化交际是很常见的。此外,各民族间跨文化交际的愿望、处理涉及“族”的问题的经验与智慧、

  互通的语言和人性中善的一面,都是新疆地区民族关系呈现和谐、共生发展态势的重要原因。通过学习达到了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凝聚共识的目的。宣传文化系统党员干部集体发声亮剑宣誓会议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每一个门类和每一个单位都是党的意识形态阵地,每个人都是党的意识形态卫士。

篇五: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全党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整风中,党的高级干部通过讨论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决议》是由以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7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的。《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后来征得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背景

  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

  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等17人,各中央

  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等12人。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是与全党的整风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期长达11个月,期间先后

  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六届七中全会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党的七大作准

  备,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过程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2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

  起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时,即成立了由任弼时主持,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字斟句酌,呕心沥血。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参与了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工作。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而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

  《历史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

  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决议》指出,要克服左倾或右倾思想,必须进行耐心细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危害,说明错误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改正办法,不要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不要对犯错误的同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决议》充分肯定了党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的基本正确,也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党中央对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决议》同时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要意义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

  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

  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O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O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O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0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

  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

  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

  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

  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组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

  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

  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

  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

  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仅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

  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

  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

  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

篇六:若干历史问题方面的对照材料

  2021年个人对照检查材料(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自我剖析)

  2021年个人对照检查材料通过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有关方面的材料,对党的基本路线,党的性

  质和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党的宗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更加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标。对照党章党规党纪要求,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感到自己在许多方面做的还不够,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纠正和全面整改。现就我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作以下自我剖析:

  首先是学习意识还不够强。在政治理论学习中,读的多,思考的少;创新意识还不够强。局限于领导布置什么做什么,工作上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只想埋头做事,不愿主动思考;进取意识还不够强。工作激情明显下降,工作思路不宽不新,有安于现状的思想。针对以上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从以下方面努力:进一步增强学习和自学性和主动性,通过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和业务素质;从具体的事情做起,树立素质强、形象佳的医务工作者形象;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认真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每天坚持有所学,有所得;在工作上做到专心致志,开拓进取,不断提高自己的责任感,增强事业心,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养成好良好的工作习惯,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其次是思想解放不够,工作创新意识不强。因为思想解放程度不够,干起工作来仍有些默守陈规,拘泥于老观念、老经验,不能放开思维,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分析和处理具体问题。创新意识不强,大部分时间用于应付来自方方面面的任务,不能静下心来考虑工作创新,吃经验,吃老本,接收新事物慢,有些先进的东西不能适应,思想上不能与时代很好地同步。随着工作时间的加长,工作热情逐步减退,产生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我将作出以下整改: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二是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开展工作,工作中不断的自我加压,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从每一个细节做起,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踏实的工作作风要求自己,精益求精,追求一流的工作质量,切实做好每项工作,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在今后的工作中时刻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要真正负起党员的责任,做群众的表率,发杨优点改正错误,接授群众批评和监督,不断加强学习,不断充电,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把理想信念和各项工作结合起来落实到行动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从自已做起,从眼前做起,立足于本职工作,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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